文|駱晉

　　香港記者協會昨日公布所謂的“年報”，以“壹國兩魘：港媒深陷意識形態戰”為題，對中央及特區政府作出無理的攻擊。聲稱香港的新聞自由受到打壓、言論自由不保。不僅如此，還祭出“意識形態”大旗，煽動媒體以香港本地的“意識形態”去對抗“北京”的“意識形態入侵”。香港記協本身就嚴重缺乏公信力，如今為圖服務背後政治勢力的需要，而不惜顛倒是非、煽動對立、撕裂社會，這不僅已脫離了新聞記者“以事實說話”的基本的操守，更是險惡的政治居心。若繼續這種敵對思維，記協必將喪失自己僅餘的“公信力”，淪為公眾的笑柄。

　　這份報告聲稱，“壹方面，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北京政府前所未有更深的侵害；另壹方面，北京政府則空自憂懼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制度可能滲透到中國內地，並將最終威脅到其絕對的控制權。”並稱，“北京”加強對意識形態的操控，部分措施延續到香港雲雲。不僅如此，年報又引述銅鑼灣書店事件，聲稱顯示中國政治環境急速惡化，對香港表達自由和新聞自由產生不利影響等等。

　　顯而易見，這絕非壹份“客觀中立”的年報，而是充斥極端對立思維的政治報告。意圖以意識形態去進壹步撕裂香港社會，挑起更激烈的政治對抗，這種做法絕非壹個理性新聞工作者的做法，更像是壹份美國政治組織攻擊中國的人權報告。

　　但可笑的是，記協為了羅織罪名，許多基本事實都錯。例如，年報編輯、前主席麥燕庭聲稱，“銅鑼灣書店事件反映中央政府的意識形態控制入侵香港，明顯欲控制批評中國書籍的印制，又指中國從來沒有公開過禁書名單，質疑為何在本港出版書籍，回到中國便需要受到當地法律的規管，此舉亦嚴重打擊‘壹國兩制’。現時愈來愈多出版商不敢出版批評中央、被視為敏感的書籍，出版自由嚴重受損。”（據網媒報道）

　　銅鑼灣書店事件的本質與“壹國兩制”無關，而是有無違反內地法律的問題。麥燕庭故意模糊事實稱“為何在本港出版書籍，回到中國便需要受到當地法律規管，嚴重打擊‘壹國兩制’”。難道林榮基僅僅是“在本港出版書籍”？事實是，林某人自己在記者會上亦承認，曾分批郵寄到內地，以及交由女友在內地分發。顯然，這已非“在本港出版書籍”如此簡單，某種程度上已構成了對內地相關法律的觸犯。違反內地法律、受到內地法律制裁，何關“壹國兩制”？記協年報撰寫人何以對此熟視無睹？

　　所謂的“意識形態侵入香港”，不僅沒有任何事實根據，更是充斥著令人厭惡的政治用語。不是說“評論自由、事實神聖”嗎，何以記協能如此上綱上線？

　　記協是什麽樣壹個組織？普通市民可能會以為，這是壹個“記者們的專業組織”，是為了“新聞自由而奮鬥”的“中立組織”。然而，事實恰恰相反，香港記協不僅缺乏應有的“專業水平”，更是處處服務於政治意圖，絕不“中立”。

　　事實是，過去45年來，記協壹直是英殖民統治者的政治工具，由主席到秘書長到執委，絕大多數都是受殖民者的收買，美其名曰“記者協會”，卻從未敢對英國人說壹聲不。就算是英國查封香港報章之時，也從不見有任何質疑之聲。直至彭定康來港，它的使命由支持殖民統治，轉變成幹預、破壞香港的順利回歸。1997年回歸開始發布所謂的“言論自由年報”，無視殖民統治時期的打壓媒體事實，對回歸後的香港政府盡情批評。其最善長的是捕風捉影、無限上綱。

　　明乎記協的背景，也就不難去了解其回歸以來的壹系列舉動的真正意圖。事實是，從1997年回歸至今，記協年報已經成為攻擊中央政府、否定“壹國兩制”、撕裂香港社會的政治棋子。類似否定“壹國兩制”保障新聞自由的“報告”，壹年比壹年誇張，壹年比壹年離譜。

　　例如，2014年年報題為《新聞自由危城告急》，2013年為《烏雲壓城──香港言論自由面對新威脅》、2012年《香港表達自由挑戰重重》、2011年《香港表達自由岌岌可危》。再早的如2002年《言論自由的新威脅》、2005年《言論自由在香港面對新挑戰》、2008年《香港言論自由面臨潛在威脅》、2010年《香港言論自由受壓》……

　　年復壹年唱衰香港、攻擊“壹國兩制”，與回歸前受英殖民統治者收買“襟若寒蟬”的情況形成強烈的反差。在當前香港的言論自由環境下，記協的執委們明白，只有靠這種“新威脅”、“新挑戰”的言語，才能體現自己唯壹的存在價值。但如果這只是壹份“記協評論”，公眾無話可說，可卻偏偏用“年報”的方式公布，其手法也就更為卑劣。

　　今明兩年是選舉年，九月立法會選舉，反對派需要“選戰議題”，記協此舉很難不令人質疑，他們已成為反對派競選工程的“爛頭蟀”。